编者按：作为100位开国元勋之一和“刘邓大军”三号人物牛掌柜，张际春是人民军队思想政治工作的开创者之一和代表性人物。不久前，张际春之子张晓刚接受红船融媒独家专访，讲述了其父亲张际春在“刘邓大军”里的故事。
张际春被称作“二野三号人物”，是因为二野没有副司令员，只有副政委。
直至今天，人们在回忆张际春的革命生涯之时，依旧心怀遗憾——在解放战争时期，他作为二野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是刘伯承和邓小平的得力助手，却是唯一未被授衔的五大战略区政治部主任。
从129师到“二野”，身为政治部主任的张际春有哪些功勋？对未能评上军衔，他和家人是怎么看的？
▲张际春
去129师，惊心动魄的飞行
“‘七大’以后，就把我父亲调到八路军129师了，他就又到刘伯承手下去工作了。”张晓刚说。在此前的1943年，因为抗战形势好转，加之前线缺少干部，张际春被从“抗大”调到八路军前线司令部。
在长征途中，张际春就曾跟随刘伯承到红军大学工作过。能回到刘伯承身边工作，他自然“特别高兴”。
据张晓刚介绍牛掌柜，张际春到八路军129师工作时，曾和大批党和军队的高级领导人一起经历了一场惊心动魄的飞行之旅。
事情还要从“七大”召开说起。
1945年4月23日至6月11日，党的“七大”在延安召开。
这次在抗战胜利前夜召开的党代会，是在为“彻底打败日本侵略者、建设新中国”做准备。
“七大”选出44名中央委员、33名候补中央委员。作为候补中央委员之一的张际春，也参加了此次会议。正是在参加“七大”期间，张际春和当时的20多名将领经历了那次惊心动魄的飞行。
那是1945年8月的一天，日本在投降书上签字前夕，苏联红军于8月9日出兵我国东北。与此同时，蒋介石也在调兵遣将，要进攻各个解放区。
情势十分危急，但参加“七大”的党和军队的领导人、各大战略区的领导和高级将领，因“七大”开完又参加了一系列会议，还集中在延安。
当时，如果各大战略区的领导和高级将领骑马或步行到各战略区，需要3个月到半年时间。
在关键时刻，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在8月24日晚间作出一个重大决定:秘密让黄华与美军驻延安观察组的鲍瑞德上校联系，请他派一架运输机。接着，又秘密通知在延安参加“七大”的刘伯承、邓小平、陈毅、林彪、滕代远、薄一波、张际春、陈赓、萧劲光、杨得志、邓华、陈锡联、陈再道、李天佑、宋时轮、王近山、聂鹤亭、江华、傅秋涛、邓克明等20位党和军队高级党政领导和高级将领，次日上午9时到延安东关机场，不带参谋和警卫员，不准其他同志送行。
“那架美国的军用运输机，带着一批共产党的干部一下飞到前线去了，也包括我父亲。我父亲就被搁到华北了，那时候我父亲去的是刘伯承的部队，就是后来的第二野战军。”张晓刚在接受采访时说。
▲1937年春，毛泽东与朱德等在延安红军大学合影。前排左二起：毛泽东、朱德、林彪、何长工、周子昆。后排左一杨得志，三杨梅生，四陈赓，五贺子珍，六姚喆，八肖兴奎，九江华，十谭家述、十一谭冠三，十二刘型，十三张际春。
在回顾那段波澜壮阔的历史时，张晓刚还介绍了另一个情景——
我父亲说过，在当时，抗战刚结束，林彪被派到东北去的时候，找过我父亲。因为他们在井冈山的时候就熟，（林彪）就说“你跟我去东北吧”。我父亲说，“这个事儿你说晚了，我已经被调到邓小平那里去了”。
林彪非常希望我父亲到他那里。因为我父亲那个人，很多人觉得好用。一把手觉得你好用，这是政工干部的本分。
在领导发脾气的时候，我父亲会在底下给人家唱红脸儿，主动地去唱红脸儿。有些什么事儿，他会主动地提醒（领导）一下。他有这个习惯，这也是一个教书先生的习惯。
现在人家说，最高级的管理就是管理上级，就是不要让上级犯错误。在维护上级跟下级之间的关系方面，他挺会做这方面工作。
“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知识分子令人赞
张际春和师长刘伯承、政委邓小平乘坐那架美国军用运输机到达八路军129前线指挥部不久，解放战争打响了。
随着解放战争拉开序幕，129师变成了中原野战军。1949年2月牛掌柜，中原野战军又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以下统称“二野”）。
资料显示，129师在1937年8月25日成立时，源自“红四方面军红4军和红31军，还有陕北红军部分部队”。无论是在长征路上，还是在延安的教育工作中，张际春和红四方面军都有交集。
到“二野”担任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对张际春来说，虽然人和事都不生疏，但需要协助刘邓两位首长处理的事务都不小。
张际春处理的重大事务之一，就是应对“减员”。
据张晓刚介绍，“刘伯承是个很低调的人”。“129师创建的晋冀鲁豫根据地的兵力，在当时共产党控制的解放区是最大的。”他说。
解放战争打响之际，129师变成中原野战军，需要把一部分部队分给华北野战军。张晓刚告诉红船融媒，分离曾经历了一个痛苦的过程——
分兵后，一部分部队留在邯郸、邢台那边。然后，大部分部队去了大别山。这样又面临一个非常严峻的问题，就是去到大别山的部队里有很多北方士兵，部队减员减得很厉害。
在今天看来，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如同一曲壮歌，但在当时却面临着“减员”的考验。
“你从北方过去，在一个新的环境下坚持下来，就能形成对国民党的一个牵制力量。”张晓刚说，但是有些士兵没有坚持下来。
在张晓刚看来，刘邓大军在大别山地区坚持下来有两大因素：“第一个，刘伯承很有名，他出现在那里国民党就得分心；再一个，129师（中原野战军）的核心是里头的青年知识分子，全是好样的，特别坚强，特别可靠。”
面对红船融媒，张晓刚动情地讲述了中原野战军中青年知识分子的故事——
有的农民士兵回家去了，但青年知识分子没有一个人离开。有的女战士还怀着孕呢，就都去了大别山。
去了（大别山），冬天没有棉袄，自己拿稻草缝的衣服被褥过冬。
政治部文工团的那些做文字工作的人，就是后来在新华社工作的那些老一辈，没有一句怨言，坚持积极工作。
那个时候，二野的政工干部都非常杰出。二野定期向中央军委写报告，从来也没挨过批评，从来也没误过事儿，中央军委说什么他们都能做到。所以说，他们那个部队还是挺受毛主席和中央军委信任的。作为本来主要是以四方面军的人力资源组建的部队，能做到这一点不容易。
▲刘伯承、邓小平、李达、张际春一起研究作战部署。
用“解放战士”来打解放战争
应对“减员”的方法，自然是补充兵员。但在刚刚经历了8年抗战的中国，补充兵员并非易事。转战于大别山的“刘邓大军”，遇到了如何补充兵员这道难题。
一边需要补充兵员，一边是缺乏兵源。这道考题的答案，是“改造俘虏”。
“改造俘虏”的工作，到了张际春手中，让中原野战军成了改造国民党俘虏的全军模范。“那个时候，所谓俘虏，是刚刚打完仗的时候的称呼。经过改造，就不许叫人家‘俘虏’或‘俘虏兵’了，就得叫人家‘解放战士’表示那种同属一个革命大集体的平等关系。”张晓刚回忆道。
在谈到中原野战军改造俘虏时，张晓刚讲述了王克勤的故事——
1947年7月11日，王克勤在定陶战斗中牺牲。得知消息的中原野战军司令员刘伯承悲痛地说：“蒋介石的一个旅也换不来我一个王克勤！”
王克勤原本是国民党军队的士兵，在一次战斗中成了“刘邓大军”的俘虏，并被吸纳为一名解放战士。因为作战勇敢机智，他担任了班长。
在1946年10月的巨野战役（徐庄战斗）中，王克勤带领一个班坚守一处险要阵地。在战斗中，别的班组伤亡不小，王克勤率领的机枪班因创造性采用“互助运动”战术而无一伤亡。
战斗结束后，中原野战军把王克勤采用“互助运动”战术的情况上报中央军委。不久，中共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刊登了题为《普遍开展王克勤运动》的文章，号召大家学习王克勤提出的“互助运动”战术。
遗憾的是，在1947年的定陶战役中，王克勤被流弹击中光荣牺牲。
王克勤从俘虏兵到战斗英雄的故事，是一个单兵转变的典型事例。在中原野战军改造俘虏的历史上，也有成建制改造俘虏的成功经验。
据张晓刚介绍，人民军队成建制改造俘虏的工作起始于解放战争时期。
一开始成建制的改造，方法比较简单。“一个师过来了，保留你这个师。原来的师长、团长接着干，给他们的待遇也比较好。最后发现，这样做效果并不好。”张晓刚说。
再后来的改造工作中，是把俘虏过来的国民党军队的建制尽量打散，让解放军官兵带领他们进行改造。
在接受采访时，张晓刚介绍了改造俘虏的有效方法——
俘虏来了以后，用各种各样的办法。
第一个，是诉苦，讲述在旧社会被剥削，在国民党旧军队里被欺压的经历。与此同时，坚决杜绝旧军队里面打骂士兵或老兵欺负新兵的情况。军官跟士兵见面都要相互敬礼，这是在旧军队里没有的。
第二个，是谈心。是连长、指导员这些基层干部与俘虏兵相互交流，拉家常，尤其找到同一个家乡的，介绍一下“我们老家已经土改了，穷人都分了田了”这样的情况。
第三个，是给人家公正待遇。人家会干什么，就让他干什么。原来是机枪手，经过诉苦、谈心，就让他当机枪手。
此外，把有侮辱性的称呼都改了。比如说，原先管部队里头做饭的人叫伙夫，改成叫炊事员。对所有士兵进行教育，不让大家对在部队里面做后勤工作、做服务工作的人有低人一等的印象。
这些方法都是仔仔细细想出来的，才使整个革命队伍保持团结和旺盛的战斗力。
这种细致入微的工作方法，与张际春的做事风格密不可分。
“这个功夫，跟我父亲前面做农民士兵的工作，找不同的人做思想工作，解决各种各样的细微问题，或者是在组织内部办教育这些工作是分不开的。”张晓刚说。
在接受红船融媒采访时，张晓刚有一句话可谓鞭辟入里：“国民党垮得那么快，和人民军队成功改造俘虏有关。解放全中国，是那么大的胜利，而胜利总得有铺垫，包括大量的民心、军心上铺垫。谁也不能说，仅仅以匹夫之勇，就把国民党给打败了。”
张晓刚说的“铺垫”，就是思想政治工作。
“那是一个很缜密的系统。几百万军队，再加几十万干部做思想教育工作。不是说站那儿挥一下胳膊，喊几个口号就可以。那是一天一天不断地教育，一天一天不断地学习，一天一天不断地培养，甚至花大量时间个别谈心，才能让大家都能够团结起来，认同一个中心，并且各自想办法怎么样完成自己的任务。”张晓刚如是诠释思想政治工作的内容。
▲张晓刚
四方面军将士，再度转战西南
在讲述思想政治工作时，张晓刚特别提及了红四方面军。
据张晓刚介绍，“二野”的领导干部，大量来自红四方面军。“原来曾经是张国焘下边的人，但跟党中央是完完全全保持一致，相互信任的。没有任何矛盾，就是认同得非常好”。
基于全然互信，在挺进大别山这样的艰巨任务面前，“二野”将士选择了离开条件相对好的晋冀鲁豫慨然前往。新中国成立之初，当“二野”主力部队受命参加解放西南四省的“西南战役”时，他们再度慨然前往。
据张晓刚介绍，整个西南战役消灭了100多万国民党部队，这个数字比三大战役中任何一个战役都多。主要的原因有三个，一是因为从战略、战术上都指挥得相当精彩，大迂回套着小迂回，而且进展迅速，不给敌人喘息的机会。二是因为国民党“已经精神溃败”。三是因为，参加西南战役的部队，除了“刘邓大军”还有贺龙的部队。
对“二野”将士来说，当年从大别山转战大西南，并非征服路程那么简单。
以张际春为代表的“二野”首长至少面临两大难题。一是“刚开始从大别山走出来没有重武器”，二是在短时间内大量扩充兵员，三是部队长途奔袭还必须保持“宜将剩勇追穷寇”的战斗精神，要搞好不同民族的群众关系还要对土匪武装保持充分的警惕性。
“能够保持比较好的战斗力，能够一直打到云南，打进西藏，都离不开思想政治工作。部队里头得有不少会做政治思想工作的人。”张晓刚感慨道。
在张晓刚看来，部队体系里，当政委是“很难做的一件事”。他们做的工作，不是“简单做一个宣传鼓动”。对于有不同想法的人，对于有个人问题的情况，都要“明察秋毫，要特别早就发现苗头，再想办法去纠正，去维护好队伍的团结”。
张晓刚的这番话语中，包含着对父亲张际春的理解。
尾声：张晓刚回应军衔等话题
2025年初春的一天，张际春之子张晓刚应邀来到红船融媒并接受了专访。
以下是张晓刚的自我介绍——
我本人是我们家最小的孩子，出生在北京。“文革”的时候，上山下乡，当过9年农民。1977年冬天，参加高考，考上了大学，是“文革”后第一批通过高考录取的大学生之一。大学毕业以后，在《中国日报》评论部工作了很长时间。后来，在香港的金融服务业工作多年，现在退休了。
在采访中，针对公众关注的张际春未被授予军衔、其母亲罗屏揭发过江青的问题等话题，张晓刚一一做了回应。
关于军衔：
在1955年授衔时，张际春已经离开军队系统，到了国务院工作。而且，低调和谦让是其一生的行事风格，对未能评上上将甚至大将军衔，他并未放在心上。
“（我父亲）这一代人，对自己到底在一个什么样的地位没有特别重要的想法。从五五年评衔到后来，从来就没在我们家说过，说我本来可以评上一个什么什么的，根本一句话也没提过。而且，实际上他老说给他的待遇不低了。”张晓刚说。
关于迫害：
张际春的夫人罗屏也是一位老革命。网上流传着一种说法，张际春在“文革”中受迫害的原因之一，是罗屏“曾揭发过江青的丑事”。
对此，张晓刚在采访中的回答是：“我从小在他们身边，我没听他们有过这方面的事情。我母亲不可能反映江青的什么事情，她们之间没有任何交集。”
关于追悼会：
“我父亲是68年底去世的。当时是“文革”搞极左比较厉害的时候，我们家自己就草草地办了丧事。”张晓刚介绍道。
后来中央曾为张际春举办过两次追悼仪式。
第一次追悼会，是1971年以后，那时邓小平已第二次出来工作。单位说为我父亲补办一个追悼会，邀请的人范围非常小。原“二野”政治部的个别老同志自己要求来，也参加了。
第二次追悼会是到了1979年。那个时候，有大量被平反昭雪的人，为他们举行追悼会，像彭德怀、陶铸等人。我父亲那场追悼会，是胡耀邦致悼词。这一场，我参加了。
关于交往：
“您父亲和那么多开国元勋，包括朱德、刘伯承、邓小平等人，在一起工作很长时间。在您的印象里，他们之间交往多吗？”
面对上述问题，张晓刚给出如下回答——
我是1955年出生的，是我们家最小的孩子。我小时候记得，我父亲很少跟你们说的人有来往。有过来往，我也跟着去过。但是，实际上就跟有工作关系的人有来往。我印象中，他跟文教这块儿的人交往比较密切，比如说跟陆定一。
我父亲私人的那种交往、出去玩儿之类的事情很少。有人回忆说，我父亲在“二野”的时候跟邓小平打过桥牌，但我从来没见过我父亲摸过扑克牌。他不喝酒，我们家从来没有酒，他也不喝茶，简直就是清教徒似的那么一个人。按说我们老家的人吃辣椒吃的，他也不吃辣椒。
在回忆父亲与开国元勋的往事时，张晓刚讲述了一个故事：“我的大姐和刘太行（刘伯承之子）是在朱老总家长大的。有一次，他们吃了老乡家的东西，被朱老总给批评了。”
张晓刚还讲述了发生在自己和陆定一之间的一件趣事。
事情与新中国成立之初的外语教学有关。20世纪50年代，学校的外语只有俄语。张晓刚记得，60年代初期，张际春和陆定一商量，要进行教育改革，由于大量科技发明都出自欧美，所以应该让更多学生学习英语。后来，中宣部和国务院文教办都开始通过英语实验学校推行这项改革。
那时，张晓刚是一名小学生。一天，他在住处附近遇见了正跟其父亲张际春讨论工作的陆定一。“他用一口无锡味儿的英语问我：‘你是个小学生吗？’我听懂了，但是没好意思回答。”张晓刚回忆道。
张际春也十分重视张晓刚学习外语的问题。“我父亲跟我说过，你哥你姐全学俄语，你千万不要再学了。咱们全中国的学生都学俄语怎么行呢？”张晓刚说。
撰文：李秀平
视觉：王学民
统筹：李秀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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